未來較長一段時期，我國人口發展趨勢的主要特點可以歸納為“人口減量化”“人口少子化”“人口老齡化”?，F代人類社會中，人口減量化直接與人口少子化密切相關。我國總和生育率自20世紀90年代起一直低于2.1，近年來更是下降到1.3以下，長達三十余年的偏低生育率積累了人口減少的勢能。預測結果顯示，即便自2022年起總和生育率一直為2.1，我國人口總量也將在2044年達到峰值14.9億人。人口快速下降是極為不利的，容易誘發“人口收縮—經濟降速—人才外流”的負反饋循環強化，這在我國局部地區（如東北地區）已經有苗頭傾向。但對于全國人口來說，預測結果顯示，我國人口負增長速度是比較溫和的，2022—2050年年均減少0.28%左右。溫和的人口下降盡管會帶來公共資源閑置浪費風險、國內市場擴張乏力、政府收支矛盾加大等消極影響，但是也會給經濟社會進行適應性調整留出了一定時間。

一、人口減量化發展帶來的積極效應

人口增長無非正增長、負增長、零增長三種模式，任何一種人口增長模式都伴隨著機遇和挑戰，“理想模式”并無定論。從機遇角度看，我國人口進入負增長階段，可以為增進國民福利、加強生態保護、提高勞動生產率營造適宜的環境。

一是有利于促進經濟轉型發展，增進國民福利。人口負增長下，為滿足未來新出生人口需求儲備的生產能力將減少，國民收入中的更大部分可以釋放出來用于消費、增進福利，進而提高生活水平。我國人口負增長將為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提供有利條件，促進經濟轉型發展。同時，在資源總量一定的情況下，人口減少意味著人均資源的占有量提高，福利水平將得到改善。如果說，人口增長更有利于“國強”，那么人口減少則更有利于“民富”。已有研究普遍發現，世界主要國家間人均GDP與人口規模、人均GDP增速與人口增速都存在著負相關關系。

二是有利于緩解資源環境壓力，加強生態保護。目前我國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總體處于緊平衡狀態。從環境適宜性看，全國仍有約3000萬人生活和居住在地形地貌復雜、地質災害頻發等不適合人類常年生活和居住的區域。從糧食生產看，耕地增長和糧食增產潛力有限，貴州、云南、青海、甘肅等部分省區人糧關系較為緊張。從大氣、水資源承載看，全國超過一半的地級市處于大氣環境超載狀態，華北地區和西北內陸干旱區水資源短缺問題比較嚴重。從能源供應看，2020年我國能源自給率僅為82%，石油、天然氣進口依存度高達73%和43%，能源安全保障壓力較大。我國人口減少有利于緩解生態承載壓力，推進生態保護修復，促進人口與資源環境更加協調發展。

三是有利于倒逼科技進步和資本深化，提高勞動生產率。人口負增長帶來的勞動力數量減少，將倒逼經濟社會發展更加注重科技創新、更加強調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大對人的投資，以人的“素質提高”來對沖人的“數量減少”。此外，人口減少將抬升企業用工成本，激發企業推進“機器代人”的內生動力。人的勞動將從基礎、重復可復制的高強度工作中解放出來，從事更多需要創造力和同情心等人類特質獨有的工作。近年來，隨著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的持續減少，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先進制造業集群“機器代人”的速度明顯加快。

二、人口減量化發展帶來的風險挑戰

一是公共資源面臨閑置浪費風險。人口負增長減少基礎設施、公用設施等對應服務的人口數量，對公共資源的規模經濟和價值實現帶來較大挑戰。以教育資源為例，隨著新型城鎮化戰略實施，城鄉、區域人口流動加速，許多農村和小城鎮學齡人口顯著減少，導致大量校舍處于閑置或半閑置狀態。人口收縮也將大幅提升公共資源配置難度，對及時掌握人口變動并進行科學預測提出更高要求。

二是激發國內市場需求的難度增大。人口負增長對經濟需求側的影響比較明顯，在人均消費量一定的情況下，人口減少意味著總消費下降，市場規模面臨收縮壓力。同時，由于看淡市場前景、預期惡化，企業投資決策趨向保守，投資意愿隨之下降，企業家冒險進取精神也受到抑制。行業間發展鴻溝擴大，農副食品、紡織、日用品等傳統行業發展面臨更大困難，部分產能和企業將直接報廢、退出市場。

三是加劇政府財政收支矛盾。短期看，人口負增長會降低政府在新生兒、青少年培養方面的支出，但在中長期內，勞動力減少會導致稅基縮小，稅收收入的損失更大。人口負增長往往伴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老化、老年人口撫養比上升，全社會養老和醫療負擔加重，社會保險收不抵支風險持續積累，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目前我國社會保險體系仍然過度依賴財政補貼，無法自我維持平衡。2015年我國社保財政補貼首次突破1萬億元，2015—2020年累計為9.06萬億元，占同期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的比重達到22.9%。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  胡祖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