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是典型的跨學科概念，指由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引起的勞動年齡人口與非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相對變動，進而可能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當前關于印度人口紅利、人口對經濟增長作用的討論日漸升溫。研究發現，印度總人口即將超過我國，人口年齡結構也更年輕，具備支撐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但“人口紅利”并不必然轉化為經濟發展紅利，要取決于經濟政策及配套措施是否與人口基礎相匹配。受產業結構、人口綜合素質、社會文化和性別歧視等多重因素影響，印度大概率將錯過人口紅利窗口期，“空有人口、難有紅利”。

一、印度人口發展評估

總的看，未來一段時期印度人口發展主要特征有：

（一）人口總量將在2063年達峰，峰值接近17億人，總和生育率持續回落至1.7—1.8的平穩區間。

《世界人口展望2022》顯示，2022年我國人口將達到14.26億人，印度人口為14.17億人，預計在2023年印度人口將超過我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從預測看，2022—2050年，我國人口年均增速降至-0.30%，印度人口年均增速降至0.59%。從達峰年份看，我國人口總量在2021年達峰，峰值為14.26億人；印度人口總量在2063年達峰，峰值為16.97億人；世界人口總量在2086年達峰，峰值為104.31億人。

總和生育率（TFR）是影響人口增長及未來預測的關鍵性變量?！妒澜缛丝谡雇?/span>2022》顯示，我國TFR在20世紀90年代初跌至2.1以下，2021年為1.16，此后將保持緩慢回升趨勢，2050年為1.39，2051—2100年介于1.40—1.50之間變動。印度TFR在2019年回落至2.11，此后延續回落趨勢，2050年為1.78，2051—2100年介于1.70—1.80之間變動。

（二）勞動年齡人口預計2048年達峰，峰值超11億人。

《世界人口展望2022》顯示，2021年我國勞動年齡（15—64歲）人口為9.86億人，印度勞動年齡人口為8.75億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達峰（9.98億人）后已經處在持續減少階段，預計2035年降至9.31億人，年均減少399萬人。印度勞動年齡人口預計2035年升至10.79億人，年均增加921萬人；2048年達峰，峰值為11.19億人。

（三）人口撫養比持續回落，人口紅利窗口期將在2032年結束。

《世界人口展望2022》顯示，2021年我國人口中位數年齡為37.9歲，印度人口中位數年齡為27.6歲，較我國年輕10.3歲。我國人口撫養比為44.5%，印度為48.1%，分別對應著2.2個、2.1個勞動年齡人口供養1個非勞動年齡人口。中印人口負擔的區別在于：一是我國人口撫養比處在持續上升階段，人口撫養負擔逐漸加重；印度人口撫養比仍處在持續回落階段，人口撫養負擔逐漸減輕。二是我國非勞動年齡人口中老年人口較多，少兒人口占比僅為57%，而印度非勞動年齡人口中少兒人口占比為79%。

以人口撫養比持續下降的年份作為人口紅利窗口期，可以發現，一是我國人口紅利窗口期是1977—2009年，時長為33年；印度人口紅利窗口期是1966—2032年，時長為67年。二是窗口期內我國人口撫養比下降速度明顯快于印度，約是印度的2.4倍。我國人口撫養比累計降低了42.7個百分點，年均降低1.29個百分點。印度人口撫養比累計將降低36.7個百分點，年均降低0.55個百分點。三是我國人口撫養比極低值明顯低于印度。我國人口撫養比極低值為2009年的37.1%；印度為2032年的45.1%。

（四）人口城鎮化進程極為緩慢，2050年城鎮化率才超過50%。

世界發展指標顯示，2021年我國人口城鎮化率為62.5%，城鎮人口規模達8.8億人；印度人口城鎮化率為35.4%，城鎮人口規模為4.9億人。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和印度人口城鎮化水平基本相當，此后我國人口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城鎮化率提升速度大概是印度的3.7倍。1990—2021年，我國人口城鎮化率從26.4%提高到62.5%，年均提升1.16個百分點；印度人口城鎮化率從25.5%提高到35.4%，年均提升0.32個百分點?？紤]下一階段印度城鎮化加快推進的情景，2050年印度人口城鎮化率為52.8%。

二、印度人口與經濟互動關系分析

人口為經濟發展提供勞動要素，經濟也為人口發展提供物質條件?？偟目?，參照我國情況，印度人口與經濟互動關系可以歸納為：

（一）人均GDP僅超2000美元，處在中等偏下收入階段。世界發展指標顯示，2021年印度GDP總量為3.17萬億美元，位列世界第六，僅次于美中日德英;人均GDP為2262美元，處于中等偏下收入階段。印度GDP總量、人均GDP分別是我國的17.9%和18.2%。

（二）勞動生產率約是我國的四成，提升速度持續慢于我國。2021年我國單位就業者勞動生產率為16512美元（以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價），印度單位就業者勞動生產率為6688美元，我國勞動生產率是印度的2.5倍。2011—2021年間，我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為6.7%，同期印度增速為5.1%。

（三）產業發展的就業承載能力不足，工業化帶動就業的積極作用未能發揮。印度農業占比仍然偏高，超過四成的勞動力沉淀在相對低效率的農業生產部門，難以實現從農業向其他產業的就業轉移。印度工業體系雖然比較完善，但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比持續較低，高附加值產業發展緩慢，工業化程度總體有限，既不能提供更多高質量的制造業就業崗位，也無法孕育帶動出生產性服務業的就業需求。服務業發展相當不足，規范化、規?；潭鹊?，勞動崗位大多以自雇工、臨時工形式存在，就業承載作用弱。印度服務業以50%左右的產業結構占比，卻只提供了32.3%的就業容量。

（四）種姓制度、沒有主體民族、缺少通用語言等社會文化因素導致人口流動性極差。印度特有的社會文化因素對人口跨區域流動有著明顯的阻抑作用，形成全國統一、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困難重重。一是印度居民中約有79.8%信奉印度教，印度教核心教義崇尚種姓制度，盡管種姓制度在法律上已經被廢除，但其影響仍然根深蒂固，導致印度社會不同階層明顯割裂，階層間流動性較差。二是印度人口第一大民族是印度斯坦族，其人口占比低于50%，達不到成為主體民族的標準，此外還有10個人口規模超過2000萬的大民族，各民族之間沒有形成強烈認同感和凝聚力。三是印度語言體系包括印地語、英語等官方語言，以及其他數十種邦語言，根據印度2011年人口調查數據顯示，僅有57.1%的人口熟練掌握印地語，10.6%熟練掌握英語，表明缺少能夠有效通行全國的統一語言。

（五）女性就業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女性勞動參與率極低。印度勞動參與率較低，2019年勞動參與率為52.1%，較我國低出23.8個百分點，其中女性勞動參與率極低是主要原因。當前印度女性仍然深受宗教、嫁妝、種姓等問題的困擾，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中被人為地定位在繁衍后代、照顧家庭等角色上。印度女性在就業市場遭遇性別隔離、工資歧視等現象比較普遍，女性勞動參與率在較低水平上仍不斷走低。2019年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僅為22.3%，較1995年下降9.8個百分點。假設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達到我國水平，意味著印度將有2億多女性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

（六）以教育、衛生健康等反映的人力資本水平比較落后，人才要素對產業升級的支撐作用不強。教育、健康水平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要素，也是反映人口參與經濟生產能力的重要指標。印度教育普及程度有待提高，學前教育、中學教育、高等教育入學率均明顯低于我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較我國低1.4年，高等教育的推廣水平和整體質量也有一定差距。印度衛生健康事業明顯落后，與我國至少存在20年以上的發展差距。印度人均預期壽命為69.9歲，孕產婦死亡率、嬰幼兒死亡率分別高達145/10萬和27.0‰，我國相應為77.1歲、29/10萬、5.5‰?？偟目?，印度人力資本積累不足，高素質、高技能人才短缺，難以有效支撐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需求。

三、關于印度人口紅利的研判及對我啟示

基于以上研究，對印度人口紅利問題得出以下結論性判斷：

一是人口紅利的實現依賴于人口與經濟的互動關系，只有健全完善促進人口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政策體系并落地見效，人口紅利才能夠從潛力轉變成現實生產力，否則就是“空有人口、沒有紅利”。這些政策體系至少應包括：創造充分的就業崗位、促進城鄉區域間人口自由流動、保障勞動力市場自主擇業、保護女性就業合法權益、維持勞動者良好的健康狀況、提供高質量的各級各類教育。

二是印度人口紅利窗口期將在2032年結束，人口紅利的釋放強度也將明顯弱于我國。印度人口紅利窗口期是1966—2032年，剩余的紅利窗口期僅為10年左右，留給印度積極作為以釋放人口紅利的時間已然不多。人口紅利窗口期內，印度人口撫養比極低值明顯高于我國，并且人口撫養比下降速度也明顯慢于我國，這共同決定著印度人口紅利的釋放強度也將弱于我國。

三是印度改革完善促進人口作用于經濟增長的政策體系困難重重，大概率將錯失人口紅利窗口期。印度種姓制度、主體民族缺失、缺少通用語言、女性地位低下等問題均無法在短期內得到明顯改善，這將導致印度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優勢不能充分轉化為勞動力成本優勢，對推進工業化帶來不利影響。工業化程度不高伴隨著經濟競爭力不足，既難以創造更多高質量的就業崗位，也無法支撐教育、衛生等領域不斷擴大的資金投入需求。人力資本投資不足將限制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并導致社會文化傳統的改變十分遲緩。印度人口與經濟的互動關系大概率將陷入“社會文化因素—人口流動受限—勞動人口數量優勢無法發揮—工業化推進受阻—經濟競爭力減弱—人力資本投資不足—人的能動性創造性減弱—社會文化傳統改變遲緩”的低水平循環，進而錯過人口紅利窗口期。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  胡祖銓、馬婷）